古往今来，有一种精神，能够在时间的陶洗中愈益增其光亮，不只是因为它印在史册上，更因为它能够充实和激荡人们的心灵。

　　范仲淹（989—1052）字希文，苏州吴县（今江苏苏州）人，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。其文可经世，武能安邦，始终以刚正不阿、勇于直言、任事干练、刻苦廉洁的人格风范，深得世人景仰，是享誉北宋的干臣和廉吏。他工于诗词散文， “其文约，其辞微，其志洁，其行廉”。言为心声，文如其人。从他的作品中，我们不仅可以领略他的风雨人生，还为处处充溢的家国情怀所感染。

　　人生的底气从何而来？在封建社会，士大夫倡导“读书志在圣贤，为官心存君国”。范仲淹也不例外。我们不难想象，报效国家、名垂青史是他追求的终极目标。顺境逆境看襟怀。范仲淹一生修为，忧国忧民乃是支撑的底气。

　　“碧云天，黄叶地，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，山映斜阳天接水，芳草无情，更在斜阳外。黯乡魂，追旅思，夜夜除非，好梦留人睡。明月楼高休独倚，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”。《苏幕遮·怀旧》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　　范仲淹出身贫寒，少年时候就有志向和节操，读书昼夜不息，无论冬夏春秋，极度困倦时，以冷水洗面，以糠菜充饥，他从来不以为苦。大中祥符八年及进士第，步入仕途，出任广德军司理参军、西溪盐官、大理寺丞等职。范仲淹一向认为：“士不死不为忠，言不逆不为谏”。当时，晏殊担任应天府知府，听说范仲淹的才干，招为府学。他针对官场积弊，上万言书，建议择优选拔官吏，精简冗员，优抚将士。于是，被晏殊举荐为秘阁校理。范仲淹敢于直言，经常谈论天下大事，慷慨激昂，奋不顾身，士大夫都宾服他的品格和气节。天圣七年，朝廷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，大量地从陕西调运建筑材料，开封距离陕西路途遥远，耗费民力。范仲淹直陈大兴土木既不顺应人心，又不合天意，不是太平之政。建议停止修建寺观，免除百姓的负担，施行德政。虽然这一建议没有起到明显作用，好在宋仁宗从中感受到他的一片忠心。在几十年的仕途上，他四次被贬出京城，都是由于说真话。第一次被贬，是因为向皇帝进谏得罪太后，被贬到河中府，不久调任陈州为地方官。第二次被贬，是因为仁宗皇帝动议要废皇后，这将造成国家的失序和社会的不稳定。于是，范仲淹联合御史台官数人上殿求见皇帝，第二天就被贬到睦州，一年之后，调任苏州。在苏州任职期间，正遇上遭水灾，他主持疏通五条河道，将太湖水导入海中，取得明显的排涝效果，得到百姓的支持。景佑二年回到开封，先后任尚书礼部员外郎、吏部员外郎、开封知府等职。当时，吕夷简担任宰相，提拔重用的都是他的门生故吏，针对这种官场圈子，范仲淹上《百官图》，并以 “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易为春”予以讥讽。这已经惹得宰相不满，但他依然我行我素议论朝政，尽管出于公心，终究被指为朋党，贬知饶州。范仲淹敢于革除弊政，主要还表现在主持“庆历新政”。他在《条陈十事》中提出自己的建议，把改革的要害集中在整饬吏治、减轻徭役、鼓励农商、加强武备等方面。由于“庆历新政”触动了权贵集团的利益，这些保守势力相互勾结，一同排挤范仲淹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西夏李元昊反，西北战事吃紧，朝廷顺水推舟派遣他担任河东、陕西宣抚使，从此开启了二十余年的军旅生涯，直至病故于调任颍州的路上。范仲淹的人生起落不少，面对多次贬谪，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忧国忧民，不改初衷。常言说，人无底气不立。“石可破也，而不可夺其坚；丹可磨也，而不可夺其赤”。穿越历史的天空，直至今天，我们依然为这一道精神风景所感染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　　为官的分量怎样获得？范仲淹长期在地方为官，十分了解百姓的冷暖和疾苦，他始终以百姓疾苦为苦，以百姓安乐为乐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　　罗绮满城春欲暮，百花洲上寻芳去，浦映花，花映浦，无尽处，恍然身入桃源路。莫怪山翁聊逸豫，功名得失归时数，莺解新声蝶解舞，天赋与，争教我辈无欢绪？《定风波·百花州》

　　古往今来，为民情怀最动人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，范仲淹 “为政尚忠厚，所至有恩。邠、庆二州之民与属羌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”。在江苏泰州任盐仓监官时，泰州地区位于淮水之南，东临黄海，堤坝年久失修，海水倒灌，淹没良田，百姓流离失所，逃荒他乡。范仲淹见百姓受苦，一再上书建议复修海堤，朝廷于是任命他为兴化县县令，主持修堤。他亲率几万民工筑堤，一次大浪袭来，几百人卷入海中。修堤遇到种种困难，他都一一加以克服。特别是在发生伤亡事故时，各种非议四起，要求停工罢修。面对当时情况，他力排众议，继续坚持，终使大堤告成，地方经济得以恢复，流离的百姓又回到故乡安居乐业。百姓谁不爱好官？人们为了感谢他，将此称为“范公堤”。范仲淹的忧民不只是停留在文字上的认识，而是具体生动的实践。江淮、京东发生蝗旱灾害，他及时奏请朝廷开仓赈灾，并呈上“救敝十事”，如实反映灾情，于是，皇帝免除了江东百姓的钱粮赋税。古人云：“善治必达情，达情必近人”。他主政杭州。适逢浙江地区发生饥荒，谷价飞涨，百姓叫苦不迭。平心而论，这个时候官府应该运用行政手段平抑物价，然而，他的举动却令人费解，他不但不去平抑物价，反而张榜公布将谷价增加到每斗一百八十钱，众人都不理解他的意图，但是也不敢多问。事情接下来的发展，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杭州谷价提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四面八方，许多外地粮商一见有利可图，就不分昼夜地纷纷将谷米运往杭州。市场饱和之后，价格很快回落。他以超人的胆识和智慧，使得杭州百姓平安地度过了饥荒。忧百姓之忧，乐百姓之乐，做事做到百姓的心里去，岂不是范仲淹充盈而有意义的人生境界吗？

　　担当的气魄源于何处？无论什么时代，对于一个官员来说，心中有多少责任，决定其人生有多大作为。

　　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，四面边声连角起，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，羌管悠悠霜满地，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《渔家傲·秋思》

　　范仲淹无论担任京官还是驻守西北，都能做到以天下为己任，栉风沐雨，无怨无悔。宋仁宗当政事期，西夏李元昊长期与中原对峙。范仲淹担任陕西都转运使、经略安抚招讨使、观察使之后，面对延州等诸多防御寨栅失守的危机局面，他主动请缨，亲自驻守延州最前线，根据战略需要，分兵御守，积极修复寨栅，改革军制，改变以往遇敌来袭，不论多寡，均由低级别官员御敌的旧习，亲临阵前指挥，扭转了屡战屡败的颓势。与此同时，他又用恩抚的办法，招募边民，使得西羌等边民纷纷归附，并且采取经济手段，鼓励他们屯田垦荒，方便互市，以通有无，就近解决给养，既解决了缁重运输困难，又增强了军需供给能力，从而有效抵御西夏的骚扰。谏官欧阳修等推举他回开封担任参知政事，他固辞不受。宋仁宗感慨地说：“吾固知仲淹可用也”。欲提拔他为枢密直学士、右谏议大夫。他不以功劳自居，婉言予以谢绝。为了确保边境安宁，他根据防御的需要，长期驻守泾原、延州等要塞，与韩琦、文彦博、滕子京等将领互为犄角。环境越是艰苦，愈能够砥砺其风骨。金代学者元好问高度评价其“在布衣为名士，在州县为能吏，在边境为名将。其材、其量、其忠，一身而备数器”。     

　　持身的标杆立在哪里？讲求公义廉耻，为人处世才有一身正气。

　　“……予尝求古仁人之心，或异二者之为，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;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，退亦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？其必曰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《岳阳楼记》

　　史书记载，范仲淹“内刚外和，性至孝，以母在时方贫，其后虽贵，非宾客不重肉。妻子衣食，仅能自充。而好施予，置义庄里中，以瞻族人，泛爱乐善，士多出其门下，虽里巷之人，皆能道其名字”。他“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，诸子至易衣而出，仲淹晏如也”。而对待家人的苛刻态度，即使是今天，常人也很难效仿。他在苏州为官时，十分重视教育，聘请名士胡瑗创建学堂。胡瑗办学严谨，学纪严明。尽管他的儿子范纯佑年纪最小，他也没有要求特殊照顾，而是教育儿子严格遵守学纪学规，在学堂中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。在驻守关、陕期间，任用将士不论亲疏远近，量才使用，尽管范纯佑是自己的儿子，也一样地编制在行伍中，让他在锻炼中增长才干。在家风的熏陶下，范纯佑凡事公私分明，中规中矩，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。范仲淹在西北号令严明，爱抚士卒，朝廷因他御敌有功，赏赐黄金百两。他在金钱面前，想到的首先是戍边将士，将朝廷的恩典毫无保留地分给将士，自己一如既往地过着清苦的生活。他招还流亡三千余户，奏请朝廷免除赋税，使得边民的生活得到改善，呈现出生机。特别是在庆历年间，他与滕子京在贬居岳州期间，仍然坚持政治理想自我鞭策，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在是难能可贵的。在《岳阳楼记》的最后段落，鲜明地表明自己要像古代仁人志士那样，不会因为人生际遇的顺随而欣喜，也不会因为自身遭遇的失意而悲哀，誓将吃苦在先，享乐在后，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，在天下人快乐之后再快乐。这种无我的境界，随着历史的长河，一直流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之中。

　　《宋元示案·序录》评价范仲淹“一生粹然无疵”。既卒，享年六十四岁，宋仁宗追授他为兵部尚书，谥文正。并亲书其碑“褒贤之碑”。千百年来，当我们品读范仲淹那些优美文字的时候，心底泛起的何止是情感的涟漪？其家国情怀始终是滋养我们心灵的清泉细流。